江湖夜雨十年灯

    子产，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春秋时郑国著名的政治家。据说他出身贵族之家，是郑穆公的孙子，公子发（子国）的儿子。因公子之子称公孙，故又叫公孙侨，又因其居封地东里（今郑州管城区东大街一带），亦称东里子产。
    子产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22年。自郑简公二十三年（前543年）当国，先后执政二十余年，为郑国的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子产相郑的许多故事，至今还广为流传。
    据说子产博学多才，年少时就显露出远见卓识。郑简公元年（前565年），其父子国率军攻打蔡国，大胜。郑人皆喜，唯子产不以为然。他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
子国一听大怒，厉声斥责子产：“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意思是说，你懂什么！国家发兵的大事，有执政大夫决断，小孩子乱说话，是要砍头的。然而，实事却验证了子产的预言，不到一年，晋、楚果然接连兵临郑国。尚处“童子”之年的子产，就能看出侵蔡必引起晋、楚之争而祸及郑国的严重后果，足见其过人的才智和远见。
    《左传》还记载这样一件事：郑简公三年（前563年）冬，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变乱。时任大司马的子国和正卿子驷被杀，郑简公也被劫持到北宫。正卿之子子西闻听父亲遇害，惊慌失措，急忙赶去吊尸、追缉凶犯，而暴徒早已跑入北宫。无奈，再回家调兵，可家中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了。子产闻听噩耗，则镇定自若。他没有急着去吊尸和追拿凶犯，而是果断地先派人把守门口，“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然后聚集家臣属吏，“成列而后出”。亲率“兵车17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在国人支援下，尽杀作乱众盗，很快平息了暴乱。由此也可见，子产年少时就已有应对非常事件的非凡才能和处乱不惊的政治家风范。
    子产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受命执政的。当时，晋、楚争霸，郑介于两大国之间，随时有被侵袭的危险；国内政局动荡，强宗公族明争暗斗，随时可能发生变乱。面对“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语）的严峻形势，子产一上任，立即争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封洫、作丘赋和铸刑鼎。
    “作封洫”，就是改革田制。通过整治全国田地的疆界、沟渠，承认私田合法性，将农户按什伍加以编制，按田亩数量课税等措施，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丘赋”，就是改革军赋。即按丘（旧时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古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之说）向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以增强国防实力。这可以说是“作封洫”的配套政策。因为改革后旧的井田制瓦解了，军赋形式自然也要改变。“铸刑鼎”，就是把新颁布的法律条文铸在青铜大鼎上，公布于众，昭示全国上下一律遵行，以限制强宗贵族的特权和不法行为，保护庶民百姓的利益，使国家走上政通人和的发展轨道。
    在当时，子产推行这样一些改革措施，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不仅上层贵族强烈抵制，一些下层庶民中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例如“作封洫”之初，就曾有“取我衣冠而禇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左传•襄公三十年》）的民谣流传。“作丘赋”同样受到一些人攻击，恶意毁谤子产说：“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左传•昭公四年》）“铸刑鼎”，就更引起上层贵族的反对，甚至贤名远播四方的晋国大夫叔向也致信子产以非之。但子产面对各种流言和压力，始终不为所动。他大义凛然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左传•昭公四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正是这种为了国家利益而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坚强意志，使子产推行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史记•循吏列传》中高度评价子产的政绩：“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自不提挈，僮子不梨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这也许有些粉饰、夸张，但从典籍多处记述看，子产执政期间，郑国逐渐由弱变强，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的确是实事。所以，国人起初对子产的不满和诅咒，才会变为“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的热情颂扬。
    宽猛相济，是子产治国的重要方略之一。他当国执政后，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既维护大多数强宗公族利益，以稳定政局；又强行改革，限制贵族特权，对个别贪暴过度者断然惩处。既主张乱世施猛政，坚持“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左传•昭公四年》）又存仁爱宽容之心，允许国人议政。
    郑简公二十五年（前541年）游氏子男（公孙楚）与驷氏子皙（公孙黑）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发生争斗。子男已有聘在先，子皙却蛮横地又派人硬送去聘礼。后来这女子终于嫁给了子男，子皙大怒，竟想杀子南而后占有其妻子。子产明知是子皙挑起事端，但为避免得罪当时最强的驷氏公族，反而把子南放逐国外。一年后，子皙又蓄谋作乱，“欲去游氏而代之”，子产才历数其罪状，毫不留情地将其处死，并乘机削弱了驷氏强族的势力。
    又如，对子产推行“作封洫”改革，强族丰卷最有意见。他便借祭祖之名，以要求子产准其出去猎取新鲜禽兽作祭品为借口，进行挑衅。对丰卷“请田”的无理要求，子产断然拒绝，告诉他：“唯君用鲜，众给而已”。丰卷大怒，便“退而征役”，准备动武把子产赶下台。子产在盟友子皮强力支持下，发兵打败丰卷，迫使其亡命晋国。但对丰卷的田产，却妥善保管。后来丰卷回国，子产又把丰氏的田里及收入全部归还给他。子产这样做既是对私田合法的承认，也是其为政“宽猛相济”的体现。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当国不久，郑人常闲聚乡校议论朝政得失。郑大夫然明担心这会拢乱人心，影响国家政令施行，便建议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他说：“为什么？人们早晚事情忙完了到那里相聚游玩，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推行；他们所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听说尽力做好事，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依仗权威能防止怨言。靠权威制止议论不难，但那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洪水大决口，伤害的人必然更多，我将无法挽救。不如开个小口子加以疏导，不如听取他们的议论并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然明心悦诚服，说：我现在才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大事，“若果如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后来孔子听到这件事，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产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在与当时晋、楚等大国的交往中，既不卑不亢，又谦虚礼让；既不失原则，又机智灵活，把以往“朝晋暮楚”调整为“从晋和楚”。通过平衡外交，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为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较长时间的和平。
    简公十五年(前551年），晋国以盟主身份命郑往晋朝聘。晋人责问郑国何以从楚。子产首先委婉地历叙了晋悼公以来郑晋的友好关系，指出郑国有时不能不“有贰于楚，”那也是因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然后又软中带硬地说道：“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名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大意就是说：“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那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晋庭，哪里用得着命令呢？如果不休恤小国的祸患，总以征朝为借口索受货贿，那小国恐怕不能忍受，就要变成仇敌了。这是我们忧虑的事情，岂敢忘记贵君的命令？晋侯听了这番话，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前549年，晋国范宣子执政，诸侯朝见晋国时缴纳的贡品很重，郑国深为这件事所苦。二月，郑简公去晋国，子产便托随行的子西带信给范宣子，劝他减轻诸侯朝聘的负担，信中说：“……掌管国家和大夫家室事务的，不是为没有财货担忧，而是为没有美名担忧。诸侯的财货在晋国国君的宗室，诸侯就离心。如果您依赖这些财货，晋国人就会离心。诸侯离心，晋国就会垮台，晋国人离心，您的家室就会垮台，为什么沉迷不悟呢？说到美名，它是传播德行的工具，德行，是国家和家室的基础，有基础就不会垮台，您不也应当致力于这件事吗？有了德行就快乐，快乐就能长久……宁可让人说‘您的确养活了我们’，而能让人说‘您榨取了我们来养活自己’吗？”范宣子看信后很受触动，便减轻了诸侯朝聘的贡品。
    郑定公四年（前526年）晋韩宣子到郑国聘问。他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因此他趁聘郑之际，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来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太叔、子羽等怕得罪晋国，就要求找来给他。子产坚决不同意。他说：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尔（指商人）无我救，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所以我不能强迫商人一定要把玉环卖给韩宣子。接着，子产又严正地对韩宣子说：“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韩宣子听了子产的话，再不敢强要玉环了。说：“子（宣子名）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诸侯和郑国），敢辞之。”（《左传•昭公十六年》）
    郑简公二十四年（前542年）子产陪郑简公出访晋国，晋平公轻视郑国，以为鲁襄公逝世致哀为借口，把他们安排在一所简陋的宾馆里，迟迟不予接见。子产非常气愤，就命令随从人员推倒宾馆围墙，赶进车马，安放带来的礼品。晋大夫士文伯跑来责问子产：“为什么毁掉宾馆围墙？”子产回答说：“郑国是个小国，什么都得听大国吩咐，不敢怠慢。这次我们国君亲自带礼品拜访贵国，你们却一直不安排会见，而招待我们的宾馆又这么简陋，大门矮小的车辆都无法进去。我们怕礼物在露天里风吹雨打受到损坏，你们晋国又会怪罪我们，所以我们只好把围墙拆了。”接着子产又说：“我听说晋文公做盟主时，自己住的宫室低小，而接待诸侯的宾馆却造得有高又大。宾客到达时，样样事情都有人照应，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可是，“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历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以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左传•襄公三十二年》）子产以其巧妙辞令，既直接回答了毁馆垣的原因，又委婉地表达了牢骚和不满。士文伯无言以对，晋平公听了情况报告，也感到惭愧，让士文伯代他表示歉意，并马上安排会见，隆重宴请郑国君臣，给了丰厚的回赠礼物，并下令重新建造宾馆。子产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再次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子产在外交上的成功，也不是只凭其胆略和善于辞令，而是由于他对当时列国的形势和实力了如指掌，因而能从容进退。例如，郑简公三十三年（前543年）六月，子产到陈国莅盟回来，就对郑大夫们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左传•襄公三十三年》）因为“陈国只知搜刮民财囤积粮食，修筑城郭贪图安逸，还以为这是值得炫耀的两件大事，而对百姓生活毫不关心。他们的国君根基很脆弱，公子奢侈，太子卑微，大夫态度傲慢，政事各行其是，又介于大国之间，这样的诸侯国能不灭亡吗？我预测陈亡国不会超过十年”。后来事实果如子产所料，9年后，即前534年冬，楚国趁陈氏内乱，出兵灭了陈国。
    又如，郑定公元年（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和子太叔代表郑国赴会。及盟，子产争承（承，即贡赋）。他说：“昔天子班贡，各国按班爵大小而有不同，郑是伯南，与公侯出同样的贡赋，恐怕不能如数供给，所以谨敢以此作为请求。”“诸侯会盟是为了使小国得以生存，而贡赋过重，小国将会很快灭亡。这不是违背会盟的宗旨吗？决定我们生存或是灭亡，就在今天，务请慎重考虑。”子产争承的议案晋国自然是不想接受的，但子产却不退让，从中午一只争论到傍晚，晋君终于不得不答应。事后，子太叔责怪子产：“万一晋人翻脸，带诸侯兵讨伐郑国怎么办？”子产回答说：“晋国现在政出多门，尚且无暇应付，哪里还顾得上讨伐别人？（说明子产对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我们如果不力争，便愈受欺凌，还成个什么国家？”后来孔子听到子产为国争承的事，赞叹说：“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
    子产不仅在内政外交方面堪称“春秋第一人”（清史学家王源语），其思想也有超出同辈人的地方。
    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所以，治国应尽人事，不应迷信天道；祭天求神，“不如修德”。
    前525年，鲁、郑等国上空出现彗星，喜欢卖弄巫术的裨灶推测宋、卫、陈、郑四国将要同时发生火灾。他请求子产用瓘斝玉瓒祭神以禳除火灾。子产没理会他。后来宋、卫、陈、郑真的发生大火。裨灶便放出话说：“不采纳我的建议，郑国还要发生火灾。”国人很害怕，恳求子产听从裨灶的话，子产还是不同意。他说：“天道悠远，人道却近，两不相关，怎么能了解他们的关系？裨灶这种人无非是喜欢预言，说的多了，可能偶尔会碰准一、二次，他懂什么天道？”结果郑国也未再发生火灾。
    有一年，郑国发大水，据说城外洧渊有两龙在争斗，国人请求举行祭祀以禳灾祈福。子产说：“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人类打仗，龙不闻不问，现在龙打架，我们何必操心。况且龙本来就住在水里，怎么能赶的走它们呢？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就别为这事费神了。”结果也没什么事发生。
    在子产看来，人道先于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论，但人道则不能不察。公元前526年，郑国大旱。子产按商代以来“桑林求雨”的老风俗，指派屠击、祝款、竖柎到桑林祭祀求雨。他们没祈到雨，却砍伐树木，毁坏了山林。子产说：“祭祀山神，应当培育和保护山林，现在反而毁掉山上的树木，其罪过就很大了。”于是就剥夺了屠击等三人的官爵和封邑。
    子产相郑二十余年，政绩显赫，内外交誉，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惠而爱人，事君忠厚，为人处世公私分明。
    郑简公十八年（前548年），为报陈侯会楚侵郑之仇，子产从子展率师攻打陈国，大胜而归。郑简公奖励伐陈之功，赐子产六邑。子产却以主要是当国子展的功劳而“请辞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国人称之为知礼者。
    罕氏子皮是子产的政治后台。正是在子皮大力推荐和支持下，子产才当国执政的。但他对子皮也不逢迎盲从。例如，子皮想让家臣尹河担任自己封地上的主管。子产认为尹河太年轻，没有管理的才能，难以胜任。子皮说：“尹河谨慎、敦厚，我喜欢他，他也不会背叛我。让他去学一下，就懂得管理了。”子产还是不同意。说：“不能这样做。大凡爱一个人，总希望对被爱的人有利。现在你喜欢一个人，却把重要的政事交给他，这好比让一个不会拿刀的人去割东西，多数情况下是要损伤他自己的。今后谁还敢在您这里求得喜欢？”子产接着又诚恳地说：“您是郑国的栋梁，要是栋折椽散了，住在屋里的人都要遭殃，所以我不敢不说真话。再举例说吧，您如果有一匹漂亮的绸缎，决不会让别人用它来学习裁剪衣服。大官大邑是用于维护百姓利益的，这比一匹精美的绸缎重要多了，怎么能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去治理呢？我只听说过学习以后做官的，没听说借做官的机会来学习做官的。如果硬要我按您的要求办，一定会造成重大损失。”一番肺腑之言，使子皮大为感动，说：“善哉！虎（子皮）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吾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正因为子产不徇私情，坚持“择能而使之”的用人原则，才大大缓和了当时国内的权利之争；也正因为子产秉公义，尊贤能，知人善用，所以在处理国内外大事时，很少有失误。即使是敌对派系也为之倾服，说：“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
    子产为官廉洁，家风清正。据《贾氏说林》记载：“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亡。丈夫舍玞珮 ，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邢山。”邢山，即今新郑市西南17公里处的陉山。子产墓位于陉山山顶，现存墓冢高5米，周长50米，以红石块堆砌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