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在魏忠贤误国?还是书生误国?

2014-12-09 17:52 阅读(?)评论(0)
 

明朝亡在魏忠贤误国?还是书生误国?

2010-08-27 14:39:55    编辑:梦海

历史书上讲,魏忠贤阉党误国,我看也不尽然。魏忠贤其实还是爱国的。明亡原因在于主庸臣碌,汉奸卖国!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充分暴露了东林党作为资本-家代言人的角色。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魏忠贤这个人,由于他和控制舆论的文官集团的矛盾,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1)皇太极猛攻锦州时,袁崇焕与监军纪用一起下令不许出战,任凭赵率教在锦州苦苦支撑,在锦州破在旦夕的时刻,满桂公然违抗袁的不抵抗命令,主动出击,冒死以救锦州。宁锦大捷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升了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的官,而罢免了畏敌避战,不救锦州的袁崇焕。魏忠贤并没有因为袁崇焕在宁远城给他修生祠而放过他在宁锦之战中的怕死避战之罪,也没有因为毛文龙上书力保和他作对的东林党人而处分毛帅,这也是为什么天启朝后期关外局势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2)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袁应泰丢掉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延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查办了许多当初弹劾熊延弼的文官,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书生误国,也实在该碎尸万段。而后魏忠贤立刻起用熊延弼为兵部尚书,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同在关外的熊延弼也受到株连,被传首九边。这里熊延弼是受到王化贞的拖累而被杀,虽然他是由魏忠贤主张上台的,但九堂会勘定案,实无免死之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3)魏忠贤连接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只是到了天启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说明魏忠贤至少是爱国的。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树上。

 

崇祯吊死的时候,太监的评价是“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皇帝临死才看穿了东林党祸国殃民的真正面目,发出“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的感叹----可惜,一切为时已晚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制抵排斥,而且这样的制抵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

 

“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丵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丵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正当北方农民水深火热之时,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丵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其地,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真实面目。

“西门庆除了正常的经营方式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中,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是西门庆。”

 

然而,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于是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

 

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李自成进北京,查抄国库,仅余银10万两;查抄官员富商,得银7000万两

 

 

gxk0008 发表于 2014-10-18 13:13

我只知道,公公在时大明尚能内剿叛匪外拒蛮清,公公一下台没个十几年明朝就亡了。我还知道满清还末南下那些 ...

首先,魏忠贤不是个好人,对明朝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是肯定的。只能说比起贪财误国汉奸东林党,老魏还算是有点实干的人。东林党为了贪财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明朝覆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魏忠贤贪污,排斥异己陷害忠良的事也没少干。但关键时刻,他还是会以国家大局为重,比如起用熊延弼、赵南星、孙承宗等良臣挽救衰败的明王朝。综合来说,就是魏忠贤贪、奸俱全,但人家好歹有底限,国家危亡时候还能摒弃前嫌出把力,所以崇祯在明朝覆亡前夕厚葬老魏。而东林党尽管有不少良臣,但总的来说是无底限的贪污卖国,后来钱谦益的卑劣行径才是代表东林党的主流。最后崇祯临死一句“内外诸臣误我!误我!”的悲叹中自我了结。

 

宦官干政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现象,几乎无代无之,其中又以明代的阉祸最烈。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云:“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维,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叙武宗宠任阉人刘瑾等人,号为“八党”,斥逐阁老刘健,杀忠直内臣王岳,王守仁疏救言不宜任用阉人的戴铣,遂触刘瑾之怒,下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驿丞,对宦官之恶已经作了沉痛的控诉。

 

    魏忠贤则是明代阉祸的巅峰。他除了擅权干政,又复扰民害民,尤为世人所切齿。《明史》卷二十三载:天启七年(1627)八月甲寅,熹宗崩;丁巳,崇祯即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己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1628)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壬寅,许显纯伏诛;崇祯二年(1629)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魏忠贤横行朝野六七年,一朝垮台,人心大快,举天同庆,一批暴露其滔天罪恶的小说竞相问世,形成一股颇为壮观的创作潮流。最早问世的有《警世阴阳梦》十卷四十回,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崇祯元年刊本,序署“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又有《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八卷四十回,题“吴越草莽臣撰”,崇祯元年精刊本,凡例之二曰:“是书自春徂秋,历三时而成”,则成书于崇祯元年之秋。崇祯元年上半年的政治形势,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此时忠贤虽死,但“馀焰末息,羽翼未收”,关于魏阉的“逆案”(政治上的最后结论)还没有作出;而从日后“定案”、“翻案”的反复看,个中的派性斗争是异常激烈的。《阴阳梦》、《斥奸书》的作者似乎不曾顾虑时局的复杂性,仅用了创纪录的半年时间,就写成并出版了这两部时事小说,这不光需要相当的艺术激情,而且也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

 魏忠贤是皇帝手上一把刀
明朝那时候最大的困难,是财政,税收过低,农业3%,商业2%,即使这么低的税收,都收不上来
魏忠贤在,税收还可以收上一些
魏忠贤在军事上,用人,也比较英明,把英勇抗战的满桂提拔,畏敌不战的袁崇焕免职
魏忠贤一倒台,东林党把很多赋税都免了,启用袁崇焕,5年复辽耗光了明朝财政,毛文龙也被袁崇焕所杀
明朝赋税更少了,支出更大了,焉能不危机
明朝臣子势力太强,皇帝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皇帝失去了魏忠贤这把利刀,更办不成事情
李自成兵围北京的时候,皇帝问朝臣借钱,一个个抠门要命。
如果魏忠贤在,这些垃圾还敢不出钱么
李自成一进来,就收刮了他们7000万
回复(7)收起回复31楼2014-11-10 21:40举报
来自Android客户端zhukaixuan68: 不管前面说的对不对,只看最后一句,就足以让东林党人无言以对啊

  最后修改于 2014-12-09 18:15    阅读(?)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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